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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論夫妻共同遺囑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未知 瀏覽: 時間:2019-10-25

      

    前言

      經濟社會的高速運轉,帶來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家庭財富的逐漸積累,并由此使得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日益復雜;與此同時,醫療技術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日益完善,使得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

      據公開資料顯示,截止2017年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達24090萬人,占總人口的17.3%,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達15831萬人,占總人口的11.4%。

      在此種大背景下,社會成員如何安享晚年,如何傳承財富,是諸多富裕人口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于是,傳統的遺囑模式迅速受到社會大眾的青睞,特別是夫妻共同遺囑:夫妻共同遺囑能夠保證夫妻雙方均在世合意解決共同財產的傳承問題,但由此引發出的法律問題卻也不少。

      案情引入

      甲乙兩夫妻,系私營企業主,膝下有二子。經過二十多年的打拼,賺下了位于深圳市南山區的兩套房產(A房產,B房產)。

      2013年底甲患重病,便與乙商量共立一份公證遺囑,內容為:

      (一)甲去世后遺留下的房產份額由乙繼承;

      (二)雙方均在世時,可以一起撤銷該遺囑,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可以自行撤銷;

      (三)乙死亡后,A房產由長子丙繼承,B房產由次子丁繼承。

      2014年1月甲去世后,乙于2015年1月改嫁戊,婚后育有一子己,2016年1月,乙向公證部門公證撤銷了前述遺囑,另立一份遺囑寫明兩套房產在乙去世后由己繼承。為此,乙與丙、丁就遺囑的效力和內容發生了糾紛(根據(2011)嵐民一初字第242 號、 (2011) 日民一終字第553 號改編)。

      律師觀點

      1.共同遺囑要兼顧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要求,盡量找尋專業的遺囑事務服務人員幫助起草,及時了解我國的遺囑法律法規,保障自己的財產順利傳承;

      2.公證遺囑雖在我國的遺囑形式中處于證明力最高效力的位置,但公證遺囑程序復雜且能夠公證的財產有限,撤銷公證遺囑又必須向公證機關聲明或者設立一份新的公證遺囑,為被繼承人的財富傳承的順利進行帶來不少不便;

      3.如何保證被繼承人財產的順利傳承,實現被繼承人的遺愿,必須將被繼承人的個人財產和家庭財產區分開來,同時通過設定遺囑條款以及利用法律工具來作出合理安排。

      案件評析

      (一)夫妻共同遺囑的效力

      當前,我國立法并未對夫妻共同遺囑做出明確的規定,學界對于共同遺囑的效力存在著三種學說:

      1、認可主義:該說認為“法無禁止即自由”,且訂立夫妻共同遺囑與我國民間習慣和共有財產制度的立法相適應,應認定共同遺囑有效;

      2、否認主義:該說認為夫妻共同遺囑打破原有的遺囑是單方民事法律行為的概念,與遺囑自由主義相悖,且在其產生糾紛時難以處理,故不宜認可其效力;

      3、有限認可主義:該說認為認定夫妻共同遺囑的效力應當首先考察訂立遺囑者所立遺囑時是否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是否與其個人的真實意思相符合,是否對遺囑涉及的財產有完全的處分權,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

      筆者同意第三種學說,但同時認為,考察夫妻共同遺囑的效力,不僅需要著眼于夫妻共同遺囑的實質內容是否有效,而且需要關注夫妻共同遺囑的形式內容是否合法。在本案中,甲乙兩夫妻采取的遺囑形式是公證遺囑,公證遺囑是證明力最強的一種遺囑形式,甲乙雙方在公證機關的公證下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思表示,對遺產繼承問題自由地發表意見,依法應當認為該遺囑有效。

      而相較于公證遺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還是自書遺囑,在夫妻共同遺囑方面,則更多表現為一方手寫并簽字,另一方僅簽字的遺囑,這類遺囑的效力存在著法律否定性評價的風險:書寫該遺囑的一方被認為是自書遺囑,則該遺囑內屬于書寫一方的遺產的繼承的部分有效;而僅簽字的一方按代書遺囑處理(2013海民初字第27487號)。代書遺囑需要具備兩名以上的見證人,由一人代書及代書人與繼承遺產無利害關系三個要件,如果甲乙兩夫妻采取由乙手寫遺囑的方式寫下上列遺囑,因為乙與該遺產有利害關系,則該遺囑中涉及甲的部分將會被認定為無效,此處應當特別注意。

      (二)夫妻共同遺囑的變更與撤銷

      承認夫妻共同遺囑的效力,意味著共同遺囑中存在著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因此,每個立遺囑人均有權利變更與撤銷共同遺囑中屬于自己的那部分內容,這不僅是遺囑自由原則的體現,也是保障公民財產權和平等權的需求,因此,應當認為,在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對于夫妻共同遺囑中未生效的部分具有變更與撤銷的權利。

      眾所周知,遺囑的生效時間為被繼承人死亡時,但這并不意味著遺囑中列明的所有內容均生效,為被繼承人列入遺囑的非由自己所有的或者非法的財產并不因被繼承人死亡而發生繼承的效果,因此,在共同遺囑中,生存方仍有權對于屬于自己的財產作出與原遺囑截然相反的決定。

      在本案中,甲去世后,乙未提出放棄繼承權的意思表示,乙當然取得甲在A、B兩套房產的產權份額,乙擁有兩套房產的所有權,因為乙先前系通過公證遺囑的方式對該兩套房產作出了遺產安排,因此,必須以公證遺囑的方式另立一份遺囑,才能達到撤銷或者變更前立遺囑的內容,此處自然不必累述。

      但是,乙變更與甲共立的遺囑的內容,使得甲的遺愿無法實現,確實又是一個大的問題。在我國,去世的一方將房產留給生存的一方,很多是基于令生存的一方老有所養,不至于窮困漂泊的考慮,但是,這其中也常常蘊含著逝者希望生存的一方在去世后能夠將房產傳承給共同的親生子女的內容。如何避免生存一方老無所養,又不使財產的處分有違被繼承人的初衷,著實是理論界與實務界應當重視的問題。

      當前我國正在編撰《民法典》,有意引入一個居住權的概念,所謂居住權,是指居住權人按照合同或者遺囑對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滿足生活居住需要的權利,除當事人約定除外,居住權自居住權人死亡時消滅。居住權法定化為我們解決上列遺囑問題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思路,被繼承人可以以設立居住權的方式來保障自己生存配偶的居住問題,而將房產直接交由子女繼承。

      不過,這也帶來了新的擔憂,即如果子女不孝,如何撤銷他的繼承權?《繼承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遺囑繼承或者遺贈附有義務的,繼承人或者受贈人應當履行義務。沒有正當理由不履行義務的,經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請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遺產的權利。”被繼承人當然可以在遺囑中寫明子女對于生存一方的贍養義務,以此來實現自己的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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